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毛泽东
目 录
一辈子做好事
中共中央祝吴玉章同志六十大寿的贺词
讲政治、有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为革命奋不顾身
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忘我的.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
“对于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们不能不誓死力争”
探索救国道路，坚定革命主张
厉斥蒋介石，决不“二三其德”
著爱国诗赋，表抗日衷情.
痛快淋离揭露蒋介石反动腐朽统治.
“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人格，不怕牺牲”
“我们的秘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不空谈革命，总是埋头苦干
“谁怕死，将来的事实会证明的”
拒绝高官俸禄，坚持革命斗争
千方百计宣传马克思主义.
“要坚信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
“不看报不接近群众，岂不成了瞎子和聋子了吗？”
经历一辈子风浪的老革命.
讲规矩、有纪律
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恪守廉洁奉公本色
“只能个别争取加入，这是共产党的党规”
共产党员不能有一点私心
深入群众不搞特殊化，与学员同甘共苦
“中央有规定，不能用个人名义命名什么东西”
“这是党的机密，你们不应该知道”
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定。”
临财不苟得，临难毋苟免
“文件要一丝不苟”
凡是外宾赠送给他的礼品，他都要交公
以自觉行动捍卫毛泽东思想
培养青年人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党中央
讲道德、有品行
春风化雨，谨身教诲严家风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房屋太破旧，只好改在人民大会堂会面
―条旧毛毯和小皮箱从南昌起义用到逝世
“青年人要有志气、有报负”
慈祥又严厉的吴老
正直无私，主持公道
用最后生命之光，留作青年好范畴
吴老对后辈的关爱
深切的关怀，亲切的教诲
哭吾妻游丙莲
吴老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
讲奉献、有作为
潜心教育，造就一大批人才
吴老与中国人民大学
为救国于危难，动员青年留学
要做研究，先做学生
虚怀若谷，勤奋好学
教育也是战斗岗位
担任班主任，确定新文字
“况有三千诸弟子，东西南北立功勋”
文字改革，“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跑遍中国，深入基层”
理论联系实际，倡导师生知行合一
“只要有益于国计民生，我们就要学会来应用”
分类安排，因材施教
言传身教，培育校风
“首先要有失败到底的决心，才会有成功的希望。”
教育者先受教育
不仅当校长，而且当教员
“春蚕到死丝方尽”
附 录
吴玉章生平简介
一辈子做好事
——毛泽东在庆贺吴玉章同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祝词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引起了我在两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就说过，我们替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欢喜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党外也有很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例如马相伯就是一个，他做寿时我们共产党还打了贺电去，因为他主张抗日与民主政治。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极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这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我们今天大家欢欢喜喜的庆祝他的六十生日，我想主要的意义是在这里。
（原载于1940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后收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
中共中央祝吴玉章同志六十大寿的贺词
敬爱的玉章同志：
当你六十大寿之日，我们特向你致热烈亲切的敬礼！你在六十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是过的革命家的战斗的生活。
你是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你始终是前进的，你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奋斗着，因此，你始而参加了同盟会的领导，继而参加了国民党的领导更进而参加共产党的领导。
你是炸摄政王的组织者，你是黄花岗起义的参加者，你是辛亥时内江起义的英雄，你是一九二五二二七大革命的领导者，你现在是我党的优秀的领导人和全国人民最高民意机关的代表，你的生活和斗争，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
你是我党可贵的历史专家，你的广博的学识，你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忠诚的探究，你的坚毅不懈的努力，使你在这方面已有了―定的成就，这对于我党和中国人民，都是难能可贵的贡献。
你不仅是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的前辈，而且是青年男女先进的导师，你对青年男女的关心和爱护，你的诲人不倦的精神，给与青年们以深刻的印象。
你是中国新文字的创始人之一，你对新文字的贡献及提倡新文字的热忱与成绩，已在中国新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放出了灿烂的光辉你是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布尔塞维克，你对党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你的崇高的人格，你的高尚的革命道德，你对同志对人类真诚的热爱，你的坚苦耐劳认真切实的作风，你的谦逊和蔼的态度，将永远成为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模范，你的事业，就是中国革命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一定会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胜利的。兹以无限热诚祝你健康长寿，祝你能亲见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类解放事业的光荣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背 景：
193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六十岁生日，当时吴老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国民参政会结束后，蒋介石曾约吴老 “恳谈”，他对吴老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然而，吴老斩钉截铁地向蒋介石宣布“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决不动摇，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次年11月，吴老才从重庆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为吴老补祝六十大寿。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校、中央财政部、鲁迅艺术文学院、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等机关、单位、团体纷纷致函祝寿。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庆祝会”。李富春在祝寿会上诵读了中共中央的祝词。
中共中央在时隔两年后重新为吴玉章同志庆贺六十寿辰之举，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革命前辈和精神楷模的重视。当时，在革命核心地区的延安，存在“延安五老”之说。“延安五老”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分别是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同志，分别尊称为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
“延安五老”之称可以溯源至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时兴之所至，赋诗一首《游南泥湾》，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后来党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借此诗，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
由于这五位革命老者，均系建党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中共中央格外强调“延安五老”的模范带头作用。早在1933年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他们就分别担任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工作。1934年10月，除吴老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董、林、徐、谢四老均参加了长征，历经艰险。1937年到延安后，“五老”继续担任党和边区政府的要职，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辛勤工作。当时他们都是年过六旬的老者，徐老已年近七旬。但他们老当益壮，仍孜孜不倦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以年近古稀之高龄朝气蓬勃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董老先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林老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徐老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谢老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吴老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在88岁高龄时，还登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
从“延安五老”的革命经历中可以发现，积极进取的革命实践精神是这些革命老者政治品质中的鲜明特征，“延安五老”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对“五老”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他们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人民之光、我党之荣”。他们高尚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得到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成为学习的楷模。他们的革命事迹铭记党史，永远被人传颂。而吴老作为其中革命年龄较长的前辈，他不断追求真理，他勇于坚守信念，他严于剖析自己，成为中共中央标榜的道德楷模与精神典范。因此，为吴玉章同志补庆六十寿辰，不仅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吴玉章同志的敬重，更为广大的共产党员树立起革命者的标杆，充分发挥道德楷模的作用，为延安的革命营造出欣欣向荣的前进氛围。
吴玉章同志在回忆中说道：“四零年一月十五日,党中央为我六十生辰设盛宴,使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毛主席的讲话尤使我兴奋感激,答辞中我说到我参加革命的经过及庆幸走到信仰共产主义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之一员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受了中国旧文化的熏陶，一方面是受了新文化的改造。”[1]
[1]《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04期P23（一九四二年,吴玉章同志在延安亲笔写了这份自传。原件为李新同志所提供,现由红岩革命纪念馆保存）
讲政治、有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为革命奋不顾身
一个革命者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哪怕它表现得极其幼稚乃至相当落后）既不应加以阻挠；也不可以指手画脚加以指责，只有抱着满腔的热忱积极地投入到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去，勇敢地用正确的思想引导群众前进，才能使革命斗争得到胜利。
——吴玉章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一批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卓绝的奋斗，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战士，吴玉章同志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之一。从黄花岗起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都站在职业革命家队伍的最前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呕心沥血，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作为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教育家，作为一位始而参加了同盟会的领导，继而参加了国民党的领导，更进而参加共产党的领导”，“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而奋斗着”的“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他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爱戴，党内外的许多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为“吴老”。
从拒绝袁世凯高官厚禄的邀约，到厉斥蒋介石的策反“恳谈”；从在日本领导学生运动维护国家形象，到参与策划武装起义革命夺权；从千方百计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不遗余力捍卫毛泽东思想，吴玉章同志在风云变幻的革命历程中坚守了为人民、为国家奋斗的初心，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和摸索，在马列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并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历史条件下，吴玉章在斗争中完成了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实现了从民主革命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升华和进步。信仰的力量是无穷大的，正如吴老自己所说：“只有抱着满腔的热忱积极地投入到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去，才能使革命斗争得到胜利。”今时今日，革命的声音似乎与我们日趋渐远，但面对社会思潮冲击、思想多元的复杂形势，面对舆论争夺的严峻考验，面对一些党员信仰迷失、精神迷茫、道德滑坡的严重问题，加强思想建党，将理想信念的基因传承下去，不断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基，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依旧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讲政治，有信念，是老一辈革命者留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从吴玉章同志的故事中可以得到的警示与箴言。
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忘我的
爱国主义是吴老一生贯穿始终的红线，他总是随着时代思潮的激荡向前进。吴老曾有一次说：“我的思想曾经有过两次大的决裂，一次是与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决裂，坚决走辛亥革命的路，使我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派；一次是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决裂，坚决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使我成为共产党人。实现这两次大的转变很不容易，不仅有思想理论上的千丝万缕，也有盘根错节的政治、人事、社会关系的纠缠与纷扰。”他举了当时许多人物为例，说明在同辈人中，很多人都走不到底，中途停下来，甚至开倒车与时代逆流而行。他说，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忘我的，没有小我服从于大我的精神，就没有真正的爱国主义。不研究历史规律，不懂得世界革命的形势，就没有为人民为祖国献身的精神，不勇于探求或接受新的思想，就没有远大理想和政治有关，就很难跨过民主革命的思想局限走到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党人，要实行思想上与旧东西的决裂，必须是忠诚的爱国主义与坚定的共产主义的彻底结合。爱国主义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感情的桥梁，很多人都是由爱国主义走到社会主义的。他还说，人一生走路，总要遇到困难和挫折，只要认定了爱国救民之路，坚定地走下去，克服困难，人就会成长起来，会变得成熟，才会对社会作出较大贡献。人切忌贪小利而忘大义，这是一切败坏道德之源。
（节选自谢韬《作人·爱国·革命》）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
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望，1903年3月，吴玉章浮槎东渡，去日本留学，在过三峡途中和到日本之后，他感时抚事，写了几首慷慨沉郁的述怀诗：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
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莽莽神洲久陆沉，鲸吞虎视梦魂惊。
伤心亿万神明胄，忍祚中流自在行。
中原王气久销磨，四面军声遍楚歌。
仗剑纵横驱虏骑，不教荊棘没铜驼。
为了拯救陆沉的神洲，吴玉章一到日本，就如饥似渴地吞咽各种新学问，新学说，什么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什么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的民主论，都使他极为醉心。进成城学校读书时，他就是“德赛二先生” (民主和科学）的信徒了。他一面刻苦攻读数理，准备异日深研一种实用科学，一面饱读民权革命的史籍，并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如要求沙俄从东北撤兵的拒俄运动，反对日本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以及反对美国排斥和虐待华工的反美运动）。当时，他在四川的留日学生中已逐渐具有相当的声望。
（节选自四川省委党史办《吴玉章》）
“对于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们不能不誓死力争”
（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读于“成城学校”）记得是1904年元旦，学校悬挂的万国旗中竟没有中国的国旗，中国同学一时大为愤慨，吴玉章便领导大家坚决斗争，向学校当局提出：“若不道歉和纠正错误，我们便不上课、不吃饭。”学校当局对吴玉章说：“我们对你这样好，你为什么领着大家来反对学校呢？”吴玉章义正言辞：“学校对我好，我很感激，但是，对于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们是不能不誓死力争的呀！”学校当局没办法，只得在我们团结一致的力量下屈服。
（节选自《吴玉章回忆录》）
1903 年3 月，吴玉章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成城学校和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图为吴玉章1904 年在东京留影。
探索救国道路，坚定革命主张
吴玉章早年留学日本时，为了“救国图强”，曾准备学工程技术，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电气工科，只是因为要回国参加起义，才中断了学习。这次到巴黎后，他思索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深刻认识到在一个政治黑暗腐败的地方，是不可能振兴实业的，就入了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想通过对西方社会学说的研究，寻找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割殖民地、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驱使千百万人民互相屠杀，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暴露无遗。帝国主义战争所提出的政治经济问题，自然要比课堂所学的生动丰富得多，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在欧洲盛行一时。他在日本时就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这次重又接触社会主义学说，觉得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实在是一个伟大而美丽的理想。只是怎样才能在中国实现呢？他读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也曾一度认为法国的合作主义可能是到达社会主义之路，但结合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又觉得问题很多，思之茫然。他曾为这些问题同李石曾作过辩论。李石曾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不要组织，只要搞教育，传播理想，感化别人就行了。吴玉章早年也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后来，从多年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古老的中国受到强烈震撼，各种新的思想流派也像春潮般地在社会上荡漾开来。对于一直处于时代的旋涡中心，早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只是苦于不知如何去实现的吴玉章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人民摆脱剥削制度，建立了工农政权，他的心情该是何等的振奋啊！吴玉章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热心革命的同志，如从日本回国的杨閧公、同盟会时期的老战友刘伯承等。他们在一起学习切磋，还派出学生到成都的兵工厂、丝织作坊和教会学校工友中去鼓吹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工会，发动罢工，还到近郊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就在这种学习和组织发动的深入过程中，吴玉章、杨闇公等迫切感到有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必要。1924年1月12日，他们秘密成立了“中国Y·C团” ，（中国青年共产团，简称Y·C )，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后来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节选自四川省委党史办《吴玉章》）
厉斥蒋介石，决不“二三其德”
当吴老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之后，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奋不顾身，忘我战斗的意志就越发坚定，更为自觉了。
1938年4月，吴老从欧洲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受党的派遣，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我党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那时，蒋介石是一面抗日，一面又准备对日妥协；一面联共，一面又积极部署反共。耍尽了溶共、限共、灭共的阴谋手段。1938年底，第二次国民参政会结束后，蒋介石曾约我党参政员“恳谈”，力劝我党负责同志到国民党去作“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叫嚷“不必要共产党”，“与共产党不能并存”。蒋介石当时还特别无耻地对吴老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老斩钉截铁地向蒋介石宣布“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决不动摇，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把蒋介石驳得哑口无言。
1946年重庆旧政协之后，周恩来同志率我党代表团离开重庆转赴南京。吴老以我党四川省委书记的公开身份，领导四川和重庆地区各阶层人民反对美蒋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在斗争中，他坚定沉着，勇敢机智，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针锋相对地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罪行，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维护了我党的严正立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
（节选自张鼎丞《怀念吴老 学习吴老》）
图为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
左起：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
著爱国诗赋，表抗日衷情
我神圣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敌搏斗，已过三年。我则愈战愈强，敌则愈战愈弱，此皆吾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我前线战士英勇牺牲，故能捍卫河山，抵御强寇。今此世变愈恒，寇氛尚恶，近卫登场，谋我更急，冀脱泥坑，以图南进。诱降胁伏，奸计频施，滥炸行都，断绝通路，陕、洛、滇、渝三路并进，困难之来，自可预卜。惟望我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不屈不饶。驱彼凶残，投诸东海。吾兄革命先进，军界巨子，国家多难，尤赖荩筹。我八路健儿，以百团大战，制敌后方，破其各路进攻之狡谋、摧彼遍设囚笼之毒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愿尽艰苦奋斗之义。全国同胞若能共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顷于《大公报》上得读‘七七’三周年抗战纪念感赋。大著爱国情深，杀敌心切，老当益壮，敬佩殊深，特和数首，以表衷情。
和印泉老兄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原韵
吴玉章
（一）
三月亡华敌自骄，那知人力比天高。
兆民团结坚于铁，好跨东溟斩海鳌。
（二）
人民阵线法称强，外侮侵来倏忽亡。
反共亲英遗恨在，巴黎辜负庙堂堂。
（三）
人心反帝万方同，既苦饥寒又苦戎。
唯有苏联新世界，民安物阜沐和风。
（四）
全民抗战过三秋，老将雄心报国仇。
直捣黄龙君莫懈，福星高照古神州。
（五）
大和武士亦堪旌，北略南侵愤不平。
反战洪流齐汇日，会看革命起东京。
（选自吴玉章诗词）
痛快淋离揭露蒋介石反动腐朽统治
由于吴玉章在国民党人士中也有很高威望，当抗战出现逆流，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制造摩擦，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他在延安都作了严正的鞭挞和声讨。他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是一篇精采的檄文，他痛快淋离的揭露了蒋介石统治的反动腐朽：
“征兵则上下舞弊，待壮丁如囚犯，迫人民为盗匪，统制则党官包办，危害民生，摧残实业。发国难财至万万元，讨小老婆至八九个，统制外汇则统制于一家妻子之手，管理贸易则垄断于少数党官之徒。动委会百事可为，三青团无恶不作。压迫青年则有集中营，制造摩擦则有训练班。暗杀起于陪都，特务遍于乡里。长安市上，鸡犬为之不宁，咸榆途中，行人为之裹足。一部分国军不攻敌而攻边区，枪口不对外而对自己。贩鸦片烟，造假符号，出自堂堂专员，组织暗杀，破坏边区，派来处处县长。排异己则有功不赏，搞私党则有罪不罚。选官授职以党籍为标准，用人行政以爱憎为衡权。”指斥蒋介石“不但保存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的一切罪恶，而且吸收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法西斯蒂的腐朽东西。旧的流氓、新的特务，两相结合造成了古今中外罕见的黑暗政治。”
（节选自四川省委党史办《吴玉章》）
“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人格，不怕牺牲”
1945年12月，吴玉章同志随同周恩来同志前往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不久，党为了更好地领导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决定成立四川省委，任命吴玉章同志为书记，并开始接管《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我党手中反抗国民党的一件有力武器，它着重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和抨击他反共反人民的罪行。1947年伪重庆警备司令部命令《新华日报》在2月27日夜12时前停止一切活动，同时以两团兵力包围了报馆，并实行戒严。敌人闯进报馆办公室和宿舍以后，把所有人员统统集中看关起来，又转而利诱，并以“机枪点名”、“活埋”、“关集中营”等相威胁；威胁不成，又转而利诱，说什么愿回家者可发放路费和安家费。同志们回答：“收起你们那一套吧！我们是不会上当的！”吴老听过报社负责同志的汇报后，对同志们团结一致的进行斗争，表示满意，说：“国民党这次暴行，是它要最后关死和谈之门，决心内战到底。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人格，不怕牺牲。我们三百八十个人要团结得像钢铁一样，不怕任何压力。我们牺牲一个人，会有一万个人来代替……”吴玉章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又由于《新华日报》得到广大人的拥护，国民党不敢承认以武力驱逐。
3月1日，吴玉章收到董必武同志来电，将有飞机把他们送到延安。经过一番斗争和交涉，我党在重庆的全部人员，终于在3月8日和9日先后胜利返回延安。
（节选自《吴玉章回忆录》）
“我们的秘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曾家岩50号，当吴老正在谈话的时候，窗外有一个人影在晃动。可以察觉，这是有人想窃听我们谈话的内容。这时，一个国民党军官探头进来，假装一副笑脸说：“哦，吴老先生来了客人，你老人家有什么要吩咐吗？”“什么吩咐？”吴老锐利的眼光直射着他，“探听秘密，我们有什么秘密，秘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广大人民就支持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秘密。你们知道也没有用，因为你们反人民。”停了一下，吴老朝着我，实际仍在骂特务说：“我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斗争了几十年，什么人没见过，不要说一些小特务，你们的孙元良、蒋介石，我都要当面训斥他！”吴老义正词严的几句话，使军官很窘，他红着脖子，头缩了回去。接着一阵楼梯响，下楼去了。
（节选自陈文《吴老率领我们全师而还》）
从不空谈革命，总是埋头苦干
吴老从不空谈革命。他总是把崇高的革命理想同求实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矢志不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共和国，许多人以为革命胜利了，可以去做大官了。而吴老认为，这样就算革命成功，未免使人难信。他对一些靠“革命”变为“新贵”的人们的争权夺利，十分痛心；对有人以高官厚禄相劝诱，更是深恶痛绝，他曾愤然说“我不避艰险来革命是为了这个吗？呸！”他宣告不作官，不当议员，认定革命并没有完结，必须准备继续斗争。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辛亥革命夭折了。这时，许多从前高唱革命的人，有的高升，有的落伍，有的叛变，有的徬徨，而吴老则是如四川人所讲的“拷起梅子树不换肩”，仍旧热心奔走革命。他常常拿“坚忍沉毅”四个字做行动准则，鞭策自己，激励同志。虽然革命屡遭失败，他总是不灰心，不失望，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直至被人叹为“愚不可及”也毫不后悔，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的高尚情操。
（节选自张鼎丞《怀念吴老 学习吴老》）
“谁怕死，将来的事实会证明的”
1966年10底月，吴老在北京东四六条的住所，还最后接见了一批要外出考察的人民大学学生。当时他已经满头银发，起坐都必须撑着拐杖，但炯炯的眼神仍然深沉锐利，他在接见时曾一动不动的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后来才别有深意的讲起喻云纪与汪精卫、陈璧君之间的一场冲突。吴老说，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但从来就好出风头，好走极端，他执意参加暗杀摄政王活动，事泄被捕，成了举国瞩目的大英雄，同盟会员们也都很崇奉他。其实他是对革命失去信心，才去冒险的。而踏踏实实准备这一个行动，真正有功的喻云纪，却被陈壁君污蔑为“怕死”。喻云纪为此很苦，对吴老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会证明的。”果然，在黄花岗起义中，喻云纪一马当先，所向披靡，最后英勇就义，而堕落为汉奸的汪精卫、陈壁君，实实不齿于人类。吴老讲罢，严肃的望着这批青年，一句一字地这么说：“历史是很复杂的。喻云纪就受过天大的委屈，历史又是很公正的，汪精卫、陈壁君到底还是露了原形。不要看有的人一阵子多得势，多行时，最后才弄得清楚哩！看问题，就要学会看历史，看历史发展。”说到这里，吴老拿过拐杖，用力的点了两下地板。
（节选自四川省委党史办《吴玉章》）
拒绝高官俸禄，坚持革命斗争
吴老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位深切关心祖国兴亡的爱国主义者。在日本留学时，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参与了谋炸两江总督端方、谋炸珠江口水师提督李准和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的活动，并策划和参与了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潜回四川，参与领导了四川人民保路同志会的斗争。在武昌起义前两个月，他领导了四川容县起义，宣布容县独立。在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他领导了四川内江起义，成立内江军政府，任行政部长。随后到重庆，参与创建了蜀军政府。
南北议和后，吴老拒绝了袁世凯许诺给他的高管俸禄，1913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倒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他被迫流亡到法国。1914年，他进巴黎法科大学学习。同时，他同蔡元培、李石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积极倡导和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组织华工教育，争取华工权利，并继续进行反袁斗争。
1926年的9月，吴玉章同志到达广州。何香凝极其伤感地向吴玉章同志谈起蒋介石的专横和不法。于是他们召开了国民党的执监联席会议，通过了提高党权、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二五减租等决议。在这个会议上，吴玉章同志和林伯渠等同志对蒋介石的党羽张静江、叶楚伧辈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这年3月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吴玉章同志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同时又进行了激烈的反蒋斗争。
1927年7月14日的晚上，风声已经很紧了，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吴玉章同志还在林伯渠家里。后来，彭泽民来给他们报告了汪精卫当晚召开分共会议的情况，这时他们知道反革命的浪潮来袭了，决定分别离开汉口。随后，赶赴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吴玉章同志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南昌起义由于没有去和湘赣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在潮汕遭到失败。但是虽遭失败，他们并不灰心，他们相互鼓励，决定继续斗争，坚持革命到底。
（选编自杨尚昆《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革命》、《吴玉章回忆录》）
千方百计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底，吴玉章等人便开始了组织活动，1921年4月1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一百多个县每县都有一、二个代表来参加，他们通过这个组织系统，了解了四川各县的许多情况。吴玉章也借着这样一个公共的讲台，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常写文章，做演讲。“全川自治联合会”的宣言和十二条纲领即使由他起草的。其中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为总目标，强调民主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不做工、不得食”,以反对社会寄生虫；提出“民众武装”,以反对军阀武装；提出“互助合作”,以改善工农生活。十二条纲领是：“全民政治”、“男女平权”、“编练民军”、“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公平负担”、“发展实业”、“组织协社（即合作社）”、“强迫劳动”、“制定保工法律”、“设立劳动机关”、“组织职业团体”等，每一条纲领都详加解释，许多观点开始拜托了旧的束缚，初步反映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主张。这个宣言曾经登载在当时创刊的《新蜀报》上，各县进步青年看了，十分欢迎。（1920年南方各省掀起“自治运动”的潮流，给吴玉章提供了初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当时吴玉章刚回到四川不久，“自治”潮流就卷进了四川。四川当时的情形也十分混乱。）
（节选自《吴玉章回忆录》）
“要坚信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
我见到吴老是张友渔同志引见的。吴老笑眯眯地说，你也是自贡人，并询问了一下自贡当时的情况，特别问到了自贡和成都的青年思想情况。我就所知道的作了简要的汇报。吴老说：“你们在外面工作，很艰苦，现在回到报馆，报馆是我们党在这里的公开党报，工作与生活同在外面很不一样，要熟悉一段，要努力学习，要多请教一些老同志。”吴老还询问我在报馆有没有熟人。我说，“想不到回报馆遇到了很多在抗战初期一起搞救亡活动的老友，如王育平、章介、曾德林、郑新如、张子英、刘忠、郑文、胡国基等都是。”吴老含笑点头说：“是的，在荣威富参加革命的人的确很多，那里的盐工和农民受压迫和剥削很深重，在那里是有很深厚的革命传统的。”而且还亲切地问到了我的家庭妻子情况。当我谈到我舅舅是大革命时代的党员，1928年在成都被反动派枪毙牺牲了，是一次被国民党枪毙的十四人之一。吴老愤慨地说：“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是阻止不了革命前进的。我知道那次屠杀，但二三十年过去了，革命不是更壮大吗！参加革命的青年不是更多了吗！要坚信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
（节选自谢韬《作人·爱国·革命》）
“不看报不接近群众，岂不成了瞎子和聋子了吗？”
我见到叔祖（吴玉章）身体不好，一天又这样的劳累，很为他的健康担心，他却说：“你入了党就应该懂得，我们共产党员的一生一世，一定要做到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一定要把有生之年丝毫不留地献给党的事业，献给人民。”1940年冬，吴老因为劳累过度，一病倒床，并一再出现过病重休克的险情。就是在病得昏昏沉沉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也都是革命事业，不是念抗战，就是说团结，再不就是说扫盲和新文字的事。我在病床边照顾他，他身体稍好一点的时候，延安青年轮番地慰问他。我看他老人家什么人都接待，怕影响他休息，有次四川的邹风平和甘崇同志来，就被我挡了架。第二天吴老知道了，批评我说：“我虽然病了，但有两件事情可以办，也是每天必须办的，一是看报，一是接近群众。不看报不接近群众，岂不成了瞎子和聋子了吗？”事实也是这样，吴老要是哪天没看报，他一定要在睡前补上，否则就睡不着；接近群众也总是不辞劳累，特别是延安那些脱盲的群众，用拉丁化新文字给吴老写慰问信，他看了特别的高兴。
（节选自吴本清《巨大而丰富的精神宝库》）
经历一辈子风浪的老革命
有一次，叶剑英同志回城，吴老送他上北碚。正是嘉陵江水沙水的时候，温塘峡内波涛汹涌的厉害，小船在浪中颠簸。浪大的时候还打进了船里面来。浪花溅的人衣服都湿了。同行的人心里很害怕。可是看到吴老和叶将军，他们一直站在小船上，谈笑风生，一点也不在乎。同行的人心情也稳定了下来。心里想：这样的老革命，一辈子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风浪啊！
1961年4月，吴老在上海拜访了宋庆龄。他对宋庆龄说：“我现在正写《辛亥革命的回忆》，以后计划陆续续写，争取在有生之年把亲生经历的事件。当然，写回忆录不单是记录历史事件，主要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前和今后的革命事业服务。”宋庆龄听了吴老的叙述，频频点头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把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特别是用马列主义观点总结出经验教训来，是我们老一代革命者的责任。特别是你，就更应该写，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你都经历过了，而且参加了领导工作，就更应该写，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节选自吴绍华《吴老在北碚》、
王宗柏《追忆吴老和老战友宋庆龄刘伯承的会见》）
讲规矩、有纪律
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恪守廉洁奉公本色
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点不能有私心，有了就要犯错误。就拿我来说，我要是为当官，早就可以当大官了，我就是为了干革命，为人类解放和社会解放才参加共产党的。
——吴玉章
吴老是一个信仰坚定、遵守纪律的模范。凡是中央的方针，政策他都坚决执行，凡是有关规定他都模范地遵守。他一生投身革命，政治信仰坚定、组织纪律严守，颠沛流离，备尝艰苦，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从不居功，不搞特殊，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色。吴老一直坚信应“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一个坚强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 [1]，依规而建、依律而生的组织才是建设新社会的核心力量。
吴老还是一名廉洁奉公的共产党员。他一贯廉洁自爱，严守信用，从同盟会时代到大革命时代，到南昌起义，革命的活动经费，常是委托他管理。“革命同志都认为，委托吴玉章同志管钱财，是最可靠不过了” [2]。虽然中央为了标榜他的精神两次为他祝寿，但中央禁止做寿的规定一经确定后，吴老就坚决执行，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规定，他甚至在生日躲避老战友的探望。这是他一生严于律己，讲规矩，守纪律的最好写照。
吴玉章是党内“五老”之一，但他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随时随地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模范的遵守党的纪律，始终秉承着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和廉洁作风，清清白白做人，规规矩矩做事。
学习吴老的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是因为政治纪律集中体现了全党的意志，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中的原则底线。学习吴老的廉洁从政、廉洁做人，是因为廉洁自律不仅是党员应该恪守的底线，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年传统与底蕴体现。
1：《吴玉章回忆录》
2：胡华《吴老百岁祭》
“只能个别争取加入，这是共产党的党规”
1925年春天，一次，吴老在开会，讨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吴老问大家：是否愿意真正参加革命？他表示自己要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有的人说：那你带我们一起去参加。吴老解释说：“不能集体参加，只能个别争取加入。这是共产党的党规。”这就引起了纷争。争论了好久，有些人还是不愿意放弃集体加入的主张。吴老最后说：“我自己先去参加，你们怎样，由个人自己决定。”这之后，吴玉章同志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节选自李嘉仲《大革命和南昌起义中的吴老》）
共产党员不能有一点私心
我跟随吴老一些时间，看到共产党的领袖到处受人尊敬，觉得光荣，也就有想要入党的念头。吴老启发我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国民党是拉人入党，用钱买官。共产党不兴这一套，是有自己的条件和标准的，即使一家人都是共产党，只要你不够格也不能入党的。我又用问入党的条件，吴老就讲我们党的性质和纲领，一再强调说，“共产党员就是全心全意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点不能有私心，有了就要犯错误。就拿我来说，我要是为当官，早就可以当大官了，我就是为了干革命，为人类解放和社会解放才参加共产党的。”想到吴老多次丢官不当，舍死忘生干革命的事，这番话对我影响特别深。
（节选自吴本清《巨大而丰富的精神宝库》）
深入群众不搞特殊化，与学员同甘共苦
1933年夏，吴老回到莫斯科。不久后，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委任他为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身为部主任的吴玉章同志秉着“教学相长”的态度和学员们相处无间，不搞特殊化，不摆架子，不住单独院而住在集体宿舍，和学员们朝夕共处，打成一片。每日三餐，他都和大家一起在食堂按序排队，同桌共膳，边吃边谈，从中了解学员们的学习、生活、思想、健康等情况与问题，并随之采取解决和改进的办法。结果，中国部办得很有成绩。吴老这样坚持深入群众、不搞特殊化、与学员同甘共苦的作风，实在是难得可贵，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节选自张报《吴玉章同志在苏联与法国》）
“中央有规定，不能用个人名义命名什么东西”
吴老是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和作风的模范。他老人家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荣县师范学校建成后，当时地方同志提出为了纪念吴老，建议命名为“玉章师范学校”，并请他老人家题字。他说“中央有规定，不能用个人名义命名什么东西，还是叫‘荣县师范学校’好。”当即挥笔为荣县师范学校题了校名，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
（节选自荣敬书《吴老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
“这是党的机密，你们不应该知道”
由于吴老年事已高，一般都在家里办公，家里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机密文件，吴老从不允许家人看这些文件。家里每当有客人来谈工作时，吴老都叫他们离开，他常说：“这是党的机密，你们不应该知道。”吴老在遵守纪律上是—丝不苟的，甚至儿孙们有时都觉得他有点不近“人情”。例如，中央为了反对个人崇拜，曾经决定不做寿，吴老就坚决执行。有―年吴老过生日，徐老（徐特立同志）出于老战友的情谊，想来看望他，但吴老觉得这不符合中央不做寿的决定，一大早就出去“躲”起来—天也没有回家。
（节选自吴本立、吴本渊、吴本浔、吴本蓉《怀念我们的祖父——吴玉章》）
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在吴老主持下，努力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吴老作风民主、平易近人，遇事总是耐心商量。他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凡是学校的重大问题，不经会议讨论或与有关同志商量，从不自作主张。即使自己作的决定，执行不通时也不固执己见。学校党内外会议，只要通知他，他总是尽可能出席，不迟到不早退，在会上发言不多，不搞“一言堂”。但对原则性问题，则认真对待，常常提出重要意见。
（节选自郭影秋《吴老与中国人民大学》）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定。”
有―次吴老和家人一起参观青岛水族馆，当时在水族馆有一只海豹，一见人来就眼睛滴溜溜的转个不停，吴老看了觉得非常有意思，就用手杖指给家人看，刚好一位工作人员过来，以为吴老在用手杖逗海豹，就大声地批评吴老。这时旁边的随行人员正准备上前去制止那位同志，可是吴老却立即放下手杖，向那位同志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定。”吴老就是这样，随时随地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
（节选自吴本立、吴本渊、吴本浔、吴本蓉《怀念我们的祖父——吴玉章》）
临财不苟得，临难毋苟免
在日本求学期间，吴玉章的经济情况很困难。经过1903年他和二哥两人的花费，到1904年初他二哥回国的时候，已经差不多用完了。因此吴玉章经常拖欠学校的学费。同学们看到这种情形，便要替他向县中去申请官费。以他当时的条件（到日本较早，有担任班级班长；学习成绩也较好；而且家庭经济又确实困难），如果大家替他一个人去申请官费，获得批准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吴玉章从小就受到“临财不苟得，临难毋苟免”的教育，因此坚决的谢绝了同学们的好意宁愿把官费让给别人。为了培养一名学军事的学生，吴玉章提议给荣县的罗厚常一人去申请，大家一致同意，结果得到了批准。经过这件事后，同学们对他更加了解，他和大家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而且学校当局对吴玉章也很好，见他在同学中有威信，不但不来催吴玉章交学费，还照常按月发给他零用钱。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吴玉章也更加自觉，只要家里的钱一寄到，他便首先去交学费。这样时欠时交，在同学们的帮助和学校当局的照顾下，居然一直维持到毕业而未曾中辍过学习。由此可见一人若能顾大家，大家也一定能顾这一人。相反一切自私自利者，都常以损人始而害人终。违背群众利益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节选自《吴玉章回忆录》）
“文件要一丝不苟”
在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会务活动越来越多。在一次驻会干事会上讨论决定设立一个叫做自然科学研究会秘书处的常设机构。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上报中央办公厅审批。吴老仔细的审阅了草拟的报批稿，把稿子上的“边区自然科学会秘书处”改成“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秘书处”。吴老说：“文件要一丝不苟，报批的机构一定要写全名，不能简化。随便简化，将来是要出问题的。”吴老一边修改稿子，一边不厌其烦的解释为什么这样修改。这位年迈的老人的老花镜的一条腿已经断了，用线绳绑着；握着毛笔的手不住的哆嗦着，费力的在稿子上逐字逐句的修改……
（节选自何纯渤《吴玉章同志与自然科学研究会》）
凡是外宾赠送给他的礼品，他都要交公
解放后，吴老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员（现在称为中科院院士），按规定，每月都应发给他一定数量的办公费和科学研究费，但他都退回了，为了此事，吴老亲自找到中科院秘书长，要求停发他的科学研究费。他的稿费大都用来抚养烈士子女，接济有困难的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吴老参加过许多外事活动，接见、会见过许多外国朋友，在这些活动中，凡是外宾赠送给他的礼品，他都要交公。有―次外国朋友送给他一套绘着渔夫和金鱼的文具，吴老的孙子孙女们都非常喜欢，但吴老对他们说：“这不单是送给我的，而是因为我在这个岗位上。我们送给外宾的东西，也是国家花钱买的，所以应该交给国家。”吴老就是这样，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心为革命，为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
（节选自吴本立、吴本渊、吴本浔、吴本蓉《怀念我们的祖父——吴玉章》）
图为1955 年6 月26 日，在周总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举行的宴会上，吴玉章和老朋友胡志明亲切会谈。
以自觉行动捍卫毛泽东思想
吴老崇敬毛主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他从自己参加中国革命几十年艰苦奋斗的丰富经验中，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并且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以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来维护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加强对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革命气节教育，他特地把毛主席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若干文件，编成《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小册子发给大家学习。
吴老严于律己，在延安整风运动时，他已经是饱经沧桑、年过六旬的革命老人了。但他和大家一样，刻苦钻研毛主席的整风报告和中央规定的其他整风文献，密切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丝不苟地清算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影响。1965年在大连修养时，他已经是87岁的高龄。但仍然坚持不懈的钻研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有时学习到深夜，常常是身边工作的同志一再劝阻才去休息。
（节选自张鼎丞《怀念吴老 学习吴老》）
培养青年人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党中央
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谢觉哉、胡乔木、周扬等同志参加了大会。大会共开了四天，自始至终充满着欢腾活跃的气氛。大会会场上，同志们出于对吴老的尊敬，由美术系画了一幅油画，这幅油画的画面是：在飘荡着学校校旗的华北绿色草原上，和蔼可亲的吴老，领着一个结实的小孩在学步——向前迈进。当年已七旬的吴老兴致勃勃地步入会场时，一见此画，就立即向党旗和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表示培养青年人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家对吴老这种谦虚美德，同声称赞。
（节选自成仿吾《回忆吴玉章同志》）
讲道德、有品行
春风化雨，谨身教诲严家风
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十，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
——吴玉章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金玉良言以“修身”为首，标榜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衡量人取得成就大小的首要标准。吴老爱妻护子、携幼尊老，以身作则，在乡邻和后辈之中树立了亦师亦友的亲切形象。吴老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同志、生活朴素。他在学校工作期间，无论是谁，随时、随地都可以找他。同他交谈，从不拒绝[1]。生活中随和待人，工作中谨慎做事，他严以律己的态度和作风，也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吴老曾说：“文件要一丝不苟，报批的机构一定要写全名，不能简化。随便简化，将来是要出问题的。”吴老一边修改稿子，一边不厌其烦的解释为什么这样修改[2]。
吴老“小时作事即有始有终,始终如一，稍长又受兄长熏陶,养成坚忍沉毅的个性”[3]。道德可传递，品行可延续，吴老在与兄长的相处中耳濡目染，得以启迪，又将自己所培育的优秀品质言传身教于他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教导自己的子孙严以律己，戒骄戒躁；他诲育在校学生勤恳做学、奋发图强，他为身边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近百年的岁月沧桑，以吴老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身体力行做出了榜样。
4、出处：节选自张锡畴《良师益友 学习楷模》
5、出处：何纯渤《吴玉章同志与自然科学研究会》
6、出处：《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04期P23（一九四二年,吴玉章同志在延安亲笔写了这份自传。原件为李新同志所提供,现由红岩革命纪念馆保存）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吴老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关心同志，生活朴素。他严以律己的风格和作风，也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学校工作期间，无论是谁，随时、随地都可以找他。同他交谈，从不拒绝。当时，学校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吴老被安排和林老住一间房。学校也没有食堂，学生和教职工都是到普通的“中国工人”食堂吃饭。他们从不叫苦。只是在十分需要的时候，他们才到“中国餐馆”去吃一顿饭，以改善一下生活。
（节选自张锡畴《良师益友 学习楷模》）
房屋太破旧，只好改在人民大会堂会面
吴老对自己的工作总是高标准要求，而对自己的生活却是低标准。吴老一家一到北京，就同吴老住在东四六条三十九号，一直到他逝世。吴老住两间北屋，一间睡觉，一间办公、会客和吃饭。办公用的这间屋里，只有一个工作兼吃饭的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套沙发、茶几。吴老的卧室被儿孙住的西屋挡住，长年不见阳光，又阴又暗，白天也需要开灯。紧靠卧室的厕所，由于通风不好，地下水道损坏气味难闻，总要点香。办公室的墙壁也明显倾斜。组织上为了改善吴老的居住条件，几次提出要给吴老修修房子或调整好一点的房子，但都被吴老谢绝了。有一次，李宗仁先生要来拜访吴老，由于房屋太破旧，只好改在人民大会堂会面。
（节选自吴本立、吴本渊、吴本浔、吴本蓉《怀念我们的祖父——吴玉章》）
一条旧毛毯和小皮箱从南昌起义用到逝世
吴老去世后，秘书把他的遗物交给亲人，只有一个像样的皮箱，其余几个箱子都已经破旧不堪。除了一个箱子是装的衣物外，其余的几个箱子里都装的是他的书籍、笔记、遗稿、信札、照片等物。他的衣服除了会见外宾时穿的两套外，几乎没有一件没打上补丁。延安时期发的几件灰布衣服已经褪色发白，粗呢制服上的毛已经磨光，短皮袄里的羊毛已经脱落，更是补丁重补丁。这些都被吴老视为珍品，爱惜使用，尤其是短袄，每年春、秋、冬三季，都用它盖在腿上办公。―条旧毛毯和小皮箱从南昌起义时吴老就用着它，直到逝世。一年冬天，吴老的儿媳看到他的围巾已经又旧又破，不能再围了，没有同吴老商量，就给他买了一条新的，结果受到吴老的批评。
（节选自吴本立、吴本渊、吴本浔、吴本蓉《怀念我们的祖父——吴玉章》）
“青年人要有志气、有报负”
1925年，吴老到了顺庆，党组织指定我到他身边工作。这时，同我一道演过《孙中山之死》等话剧的好朋友罗瑞卿等希望我引见吴老，吴老同意接见他们，并给他们讲话说：“你们青年人要有志气、有抱负，应该担负起救国的责任，要救国救民，要威武雄壮，要朝气蓬勃，要大展宏图，不要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就像演戏一样，要像英雄武松一出场就要显出英武之气，观众很喜欢，不要像那些旧县官那样萎缩缩的，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们，做那样的官有什么意义！”罗瑞卿等人都受到了他的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
（节选自任白戈《回忆吴老》）
慈祥又严厉的吴老
在吴老身边，我感到同是家乡子弟，如果是好学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往见吴老就像见到慈祥的祖父一样亲切，在亲聆馨欬中，使人如坐春风。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反之，如果你心灵不干净，就会在吴老面前感到震慑。自贡有个姓钟的青年，说来还同吴老沾一点亲，就因为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每见吴老就要回避，躲不开就局促一角，汗颜不安。其实吴老并没有疾言厉色地呵斥他，教诲几句也无非人们常说的老话，可他对吴老就是这样的又敬又怕。吴老这种特有的内在的精神力量，随着斗争形势的加剧，就越发的熠熠闪耀，光彩夺目。
（节选自谢韬《作人·爱国·革命》）
正直无私，主持公道
吴老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对人对事，总是正直无私，主持公道。人民大学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免受过“左”的影响，也曾发生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伤害同志、伤害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他对此曾严厉地进行过批评。无论是“三反五反”、肃反和反右派斗争，他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或批评过扩大化倾向，保护过一些干部和教师。如在全国清查“胡风分予”的时候，他在人大教师谢韬已被点名的情况下，还出于信任同志，爱护人才的心情，把他接到家中去写“检查”。何干之同志也差一点受到牵连，也是由于吴老认真而且慎重的干预，才得幸免。1957年反右扩大化，他听到在青年人中也划了不少右派，感到很难过。特别是对教学和研究工作颇有成绩的青年教师只因对领导提了些意见就被划为右派，他更觉得惋惜，一再感叹说“年轻人讲几句错话，主要在于教育，我们党应该有这方面的政策，思想问题只有通过思想工作来解决。”他对大跃进中刮共产风和说假话的现象非常反感。他回家乡视察公共食堂，当地干部给他布置个假现场，他事后知道受了骗，很是生气。听说有的干部是为害怕挨斗才跟着搞浮夸的，就特为带信叮嘱：“种庄稼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就是批判你也要说真话。”1959年反右倾时，他对人民大学划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很不赞同， 1962年时就坚决主张甄别平反，不留尾巴。他曾经很沉痛的向成仿吾谈到，“人民大学以前是办得好的，从1958年后就办得不好了，特别是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和1960年的‘教学检查’，错误地批判了一批好同志。把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办学和教学骨干打倒了，靠谁来办学呢？”说时，竟难过地哭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民大学是首先受到冲击的重点单位，吴老像中流砥柱，多次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竭力护卫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诬陷的革命干部。当听到人大副校长郭影秋遭野蛮揪斗，还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时候，他气得嘴唇哆嗦，不住用拐仗猛敲地面，恨声说：“反革命！他们才是反革命！”成仿吾同志在山东受到冲击，有人去吴老处了解情况，他斩钉截铁地说：“成仿吾是好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在大混乱中他对毛主席赤胆忠心，同样，对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尊敬信赖，决不因一时的风浪而动摇。在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中央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毫不犹豫地圈选了刘少奇、邓小平为党中央领导人。事后还针对街头大字报的黑浪说：“我就是画了圈。那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名单嘛，毛主席点了头的嘛！以后碰到，我还照样画。”充分表现了他刚直不阿，无私无畏，决不“二三其德”的宝贵品德。
（节选自四川省委党史办《吴玉章》）
用最后生命之光，留作青年好范畴
吴老爱护干部的事例很多，我深有感受。我到北京的那天，八十五岁高龄的吴老竟到车站迎接，并亲自为我安排住处。后来知道我身体不好，怕我住楼房不便或影响休息，又安排我迁到平房。为了帮助我开展工作，他在干部会议上朴实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后又专门约我，详细介绍了人民大学的情况，包括主要干部的情况和使用意见。然后说，今后学校的工作在继续处理运动遗留问题的同时，要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努力把人民大学办好。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作为吴老的副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受到了冲击。吴老面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保护我和其他革命干部，直到郁闷成疾，不幸逝世。在任何情况下也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这就是吴老用他最后的生命之光，留给青年的好范畴。
（节选自郭影秋《吴老与中国人民大学》）
吴老对后辈的关爱
1958年，吴老到东北视察工作。那时我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任职，得知吴老要来长影参观，我就提出愿亲自接待吴老，以便再次和他见面，得到更多的教诲。吴老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见到我仍然非常的亲切和蔼。他到录音车间时，这儿正为《党的女儿》翻为少数民族语影片搞配音制作。当主人翁李玉梅的小女儿为妈妈被国民党抓走号啕大哭的时候，吴老看着也很感动。正好饰演女孩子的小演员也在场，我就引她和吴老见面。吴老很喜爱这个小女孩，亲切地抚摸她的头，还吃力地弯下腰去，看样子真像要把她抱起来似的。旁边的人赶快把小演员抱起来，和吴老笑嘻嘻地握了个手。全场的人都为此情景欢笑、鼓掌，摄影师也及时地抢下了这珍贵的镜头。吴老抚爱这个小女孩的镜头也是我永生难忘的。它体现的是慈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辈子孙的关怀和厚爱啊。
（节选自亚马《难忘的会见》）
深切的关怀，亲切的教诲
爷爷对我们姊弟四人都非常喜爱，特别是对父亲去世后才出生的小弟弟，更是疼爱。他对我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关怀备至。尽管他工作很忙，但有时为了我们，他也挤出时间来带我们去公园、看电影。但爷爷对我们的要求却是非常严格的，从小他就经常给我们讲党的历史和光荣传统，他以自己参加革命，艰苦奋斗的故事和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故事，教育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稍长大—点，爷爷对我们的要求就更严格，他曾经要求我们把―次党的中央全会公报背诵下来，他说，这一方面可以使你们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可以弥补学校语文教学的不足。1963年，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爷爷写的题为《做革命的接班人》的文章，他买了四本，而且在每本上都签上他的名字，要我们好好学习，做―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每当我们下乡，下厂参加劳动或是每―学期终了，他都要求我们汇报学习、思想、劳动的收获体会。对于我们汇报思想、学习、工作的信，爷爷不管工作再忙，也也要亲自回信，有时一封信长达七至八页。爷爷常常告诫我们“你们是干部子弟，没有什么可以特殊的，如果说特殊的话，就是要表现得更好。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成为精神贵族，纨绔子弟。”爷爷在信中教导我们“你们这―代要肩负起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责任，路子要自己走，不能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不然就可能像林育生一样，甚至更坏，这是要时刻警惕的。”
爷爷的谆谆教诲铭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由于吴老的艰苦朴素和助人为乐，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产，但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节选自吴本立、吴本渊、吴本浔、吴本蓉《怀念我们的祖父——吴玉章》）
图为吴玉章和儿媳及孙儿们合影
哭吾妻游丙莲
图为吴玉章和夫人游丙莲
我哭丙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五十年，我离开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一九O三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家中小儿女啼饥号寒，专赖你苦撑苦挣，虽然无米无盐，还要煮水烹茶，使炊烟不断，以免玷辱家门。由于你的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长成，家庭免于贫困。满以为革命功成，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四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今别我而长逝，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
我哭丙莲，我哭你为我养育了一个好女儿，受到人人尊敬。她中年丧了丈夫，受人欺凌，艰苦奋斗，不愧贤能，终能克服重重困难，使六个儿女得以长成。更可贵的是她帮你操持家务，常在你左右，使你这孤苦伶仃之人得到安慰，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到安心。现在使你形影相依女儿，失掉了慈爱的母亲。
我哭丙莲，我哭你为我养育了一个好儿子，学会了水电工程。他十七岁离开你，二十年在外，使你时刻忧心，他秉承我勤苦耿介的天性，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操守，不贪污腐化而为社会的罪人。我是“五四”运动时代学生的代表，十八岁赴法国留学，毕业后就在法国水电工厂服务八年，苏联国家计划局服务四年，都得到了好评。他为祖国的神圣抗日战争归来，因日寇封锁，机器不能运进，就谋自力更生。他自己设计，以本国器材建成了长寿的水电工程。国营事业的获利，常常是这个工厂占第一名，他忙于为国家的事业，未能早侍奉你病弱之身，使你得享遐龄，这不能不使他抱终天之恨。
图为1896 年，吴玉章与游丙莲女士结婚。后排右1
为吴玉章；中排坐者左起：游丙莲、大嫂、二嫂。
我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我二哥因为倒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侄鸣和因为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犹赖你安慰寡嫂，团结侄辈，使家庭和顺，得到人人的欢心。你不愧为贤妻良母的典型。今年六月我闻你重病，本想率儿媳及孙儿女辈回家一省，使一家人得以团圆，以安慰你多年渴望之心，却因我为公务羁身，环境所迫，不能如愿而行。只得命陵儿买药归来，寻医治病。后闻病势经过平稳，方以为安心调养，必能获得康宁。不幸噩耗传来，你竟舍我而长逝，能不痛心。
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得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为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蒂，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蒂的压迫更甚。国权丧失，外货充斥，工商倒闭，民不聊生。而内战烽火遍地，满目疮痍，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蒂，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丙莲，安息吧!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以慰你在天之灵。
（吴玉章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1946年11月17日））
吴老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
吴玉章同志于1878年12月30日诞生在荣县双石乡蔡佳堰，吴老非常热爱故乡和家乡父老，他自1903年赴日留学之后，不久就投身革命，在为革命奔忙中，很难有机会回乡，即使回了老家，停留的时间也很短暂。尽管这样，由于他伟大的爱国热情和崇高声望，每回家一趟，都给荣县地方留下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11年7月，吴玉章第一次还乡，就在家乡组织了荣县起义，成立了辛亥革命中的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这是吴老，也是荣县人民的光荣。这―历史功勋已经彪炳史册，有口皆碑。本文不再叙说。只是着重追忆吴老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几次还乡之行。
1938年6月，抗日战争时期，吴玉章同志受党中央指示回川工作。6月20日到达荣县，21日回到故乡蔡佳堰，在双石乡群众欢迎会上，作了演讲。22日，在家招待四邻农民，故旧亲朋。23日应当地县长的邀请，参加县城的欢迎会，作了长时间的讲演。吴玉章同志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大力宣传革命道理，宣传抗日，宣传我党的主张；动员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为国出钱出力，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尽心协力。在吴玉章同志的动员和鼓励下，以后，荣县不少志士青年自愿参加了抗战斗争。
吴老59年回荣县时，还亲自深入到荣县中学等学校视察工作，了解、指导教学。他老人家不顾旅途疲劳，召开教师座谈会，接见全体师生并给荣县中学、一中、二中的2400多名师生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对师生进行传统教育，宣传党的教育方针，鼓励师生努力搞好教学工作，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优秀人才；希望学生奋发读书，掌握知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老家扣人心弦的讲话，热爱事业的精神，使全体师生深受启发，深受鼓舞。
（节选自荣敬书《吴老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
图为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吴玉章故居陈列馆
讲奉献、有作为
潜心教育，造就一大批人才
我们必须要认识教育工作者在这个时代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挥作用，为社会服务。
——吴玉章
对现代高等教育的探索贯穿吴玉章的一生。他早年负笈东渡、留法俭学、苏联执教，回国后先后创办成都高师、延安大学、华北大学，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并出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在他漫长的教育、文化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中外教育思想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教思想和理论。他自始至终把教育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坚持为革命需要培养人才的办学目标,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后的首任校长，吴老根据国家当时建设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多种形式和多种规格的办学体制，为革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为党和国家输送了几代干部，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对中国文字改革指出了唯一正确的方向和方针政策。吴老则是始终不懈坚持这一方向、实现这一方向的光辉典范。吴老担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时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有益于广大群众、有益于青年、有益于革命、有益于后代子孙的重大任务。在他主持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十余年中，他不辞辛苦，呕心沥血，为简化汉字，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而辛勤努力，亲自奔走各方言地区，亲自主持推广普通话的经验交流会，这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
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亮相时对全体人民做出了郑重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突出了敢于担当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在吴老的一生中，前半生为了实现人民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期望奋不顾身投身革命，建国后为了满足人民对文化教育的需要，努力推动文字改革，建设高等教育，非常鲜明地展现了他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了自己的毕生理想。
吴老与中国人民大学
中央交给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是：
第一，为国家培养建设骨干；第二，改造旧的高等教育，树立一个新型大学的典型。三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大学是胜任这一任务的，它已具备了新型大学的规模，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一系列新的制度、办法。
——吴玉章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一批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卓绝的奋斗，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战士，吴玉章同志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之一。从黄花岗起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都站在职业革命家队伍的最前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呕心沥血，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作为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教育家，作为一位“始而参加了同盟会的领导，继而参加了国民党的领导，更进而参加共产党的领导”，“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奋斗着”的“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他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爱戴，党内外的许多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为“吴老”。
我对吴老的景仰由来已久。早在我投身革命的前夕，对吴玉章这个名字就已相当熟悉，对他的卓越的革命活动开始有所了解。进军西南后，我在吴老的家乡川南工作，不断听到民间广为流传的他的许多革命秩事，更增添了我对他的钦佩。1963年，我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在吴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我对他的深切怀念是难以用笔墨描述的，这里仅就他建设中国人民大学的功绩略表一二，以寄托我和全校师生对他的怀念之情。
一
中国人民大学，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建立的。1949年9月，党中央考虑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迫切需要，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并组成以陆定―同志为首的筹备委员会，由吴玉章同志主持，范文澜、成仿吾等同志参加实际筹备工作。1949年12月,周恩来同志主持政务院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规定学校任务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教育方针“应是教学与实际相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相结合”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时刘少奇、朱德同志亲临祝贺并讲话。少奇同志说：“中国人民大学与过去旧大学有本质的不同，是为工农服务，是要教育出为工农服务的干部；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把工作做好，学习搞好，学校办好”。党的关怀和指示，给全校师生以莫大的鼓舞。
吴老为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历尽艰辛。建校之初，困难很多：一无校舍，二缺干部，三是领导缺乏办正规新型大学的经验等等一系列困难。当时他虽已年逾古稀，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带领大家，以一切从新学起、摸索新经验、创立新事业的革命精神，在短期内胜利地完成了学校的筹备工作，并按时开学上课。从此，中国人民大学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大地，在中国教育史上揭开由我党创办社会主义新型正规大学的新篇章。
吴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政务院的决定，在筹备过程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人才。这些干部要学会能够建立新的经济制度，能够管理新的国家的本领”。在开学典礼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国人民大学所培养的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准备培养成为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学校根据国家当前和长远两方面的需要，在系科设置上，采取了以财经为主兼顾其它的原则；在学制上，采取了本科和专修科并举的原则；在招生方面采取了以工农干部为主兼顾青年学生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性质和特点。
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的过程，是解决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新课题的过程。如何在正规的社会主义大学中继承和发扬解放区革命教育的光荣传统，如何把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如何把教学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如何把本科与专修科的教学结合起来，如何使学生的政治、业务、体质几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如何把培养学生的数量与质量结合起来，如何把新的教学组织、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的建立与旧的教学组织、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的改造结合起来，如何把学校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后勤工作与教学工作结合起来，如何把对学生组织纪律性的严格要求与培养创造精神结合起来，如何使教员的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等等。这—系列问题，在吴玉章深思熟虑、创造性的领导下，都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保证了中国人民大学沿着党中央规定的方向胜利前进。
吴老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十七年，学校的发展尽管—再受到“左”的错误的冲击，但由于他坚持原则力排干扰，教学、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国家培养了七万多名干部，这些干部在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各条战线上奋发有为地进行工作。其中有些同志经过长期的锻炼，成长为中央―级或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的领导骨干，正在为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作出贡献。吴玉章这位无产阶级的老革命家，真是桃李满天下，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
中国人民大学坚决贯彻了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干部，其中不少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吴老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注工农干部的培养和提高。为他们的学习作了精心安排。他根据工农干部政治觉悟高、具有实际斗争经验和年龄较大、文化较低等特点，特设了预科和工农速成中学，让他们经过文化补习后再升入本科，在教学计划中，适当增加了文化基础课的比重；在教学内容上，进行必要的精减，并编写结合专业的文化基础课讲义，在教学方法上，按专业需要采取系统的单元教学法，加强辅导。同时组织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开展互助活动，帮助解决工农干部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减免他们的某些社会活动。此外，吴老还经常召开工农干部座谈会或进行个别看望可询问，以改进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他们胜利地完成学习任务。
吴老很重视学生的政治理论学习，规定不论任何系科专业，政治课都是必修课。他一再强调，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同时，他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并把学生的生产实习列入教学计划。他指出：我们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使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最主要的是要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教师和学生在学习理论时，都要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当他发现“大跃进”中发生“浮夸风”时，就对下乡下厂的师生们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必要的，但要实事求是，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我们的跃进才是踏实的。我们的成绩才是真实的。实事求是，是我们搞好社会科学的必须具有的品质。当他发现学校用于政治运动的时间过多、劳动时间过长、教学秩序比较混乱时，又及时指出：参加政治运动和适当的生产劳动都是必要的，但学校终归是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教师和学生主要任务应该是教学和读书，教学秩序也应力求比较稳定。联系当时的情况加以思考，我们不难看出，吴老的这些看法和主张是多么难能可贵呵！
吴老重视用科学的态度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他一方面强调要系统地、全面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一方面又强调要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倾向，也要反对照搬苏联一套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就既考虑苏联的经验，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精简教学大纲，减少了并非急需的课程。后来，他又请示中央批准，中国人民大学的各系科专业都与中央业务部门建立了联系。课程内容反映中国情况逐步增多，直至形成中国化的教材。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努力掌握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或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只要有益于国计民生，我们就要学会来应用”。
吴老很重视教书又教人，主张教育者应该首先受教育。他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觉悟，树立为革命和建设育人的观点，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影响学生。同时要精通业务，力求博大精深，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政治理论课教师自然应注重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各专业课的教师也应恰如其分地在专业教学中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尽可能地把政治思想教育寓于业务教学之中。教师还要与学生交朋友，建立同志式的师生关系，发扬解放区官教兵、兵教官的优良传统，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由于学校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和“三结合”原则，学校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创办正规新型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这些成绩和经验都蕴藏着吴玉章这位老革命家、老教育家的心血。
三
吴老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中，一贯注意继承和发扬解放区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三大作风。
吴老始终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认为一个学校办得好坏，取决于教学质量的高低，而教学质量又取决于教室的素质，他常常引用列宁致喀普里岛学校学生的信：一切学校里边最重要的是教课的思想，政治的方向。什么东西决定这种方向呢？完全和绝对由教员成份决定。以此来强调教师质量的重要性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
为了培养教师，他亲临教学第一线，为师生讲授中国革会史。同时，他还热情帮助和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和写作，胡华同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由他精心指导并审定的。他还常常到课堂听课或参加学生的课堂讨论，勉励教师再接再厉，鼓励青年教师敢于上讲台，并与他们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勇于进取。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很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倡导定期召开讨论会。每次科学讨论会，他都亲自过向，尽可能参加，有时亲自审选论文或帮助定稿，在科学研究中，他要求勇于创新，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在学术问题上，他主张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那种企图以简单、粗暴、甚至谩骂的方式对待学术争论的态度，闲谈时错误的，应当注意防止和纠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由于学校重视培养教师和开展科研工作，教师队伍不断成长，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培养出了一支能够胜任教学的教师队伍，较好地完成了教学工作任务。
吴老一贯提倡多种形式办学。学校除了设预科、本科、专修科，研究班和特别班外，还创办了职工业余学校、夜大学和函授学院，为培养和提高校内外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作出了贡献。
吴老主张学校―切工作要服务于教学，建立严密的计划和良好的秩序，他经常说，一个学校就像一部复杂的机器，即使是一个螺丝钉松动了，也会影响整个机器的正常运转。他多次列举国内外的重要例证说明治学必须从严，他说，中国自古就有“教不严，师之惰”的说法，这是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有益经验，“现在办教育的人也还是应该注意这一条的”。他除了领导制订教学计划外，并制订出一些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教育大家自觉遵守，做到赏罚严明。他特别注意后勤保证，尤其重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每年开学前，他总要到教室内检查，看看灯光亮度够不够，桌椅板凳是不是整齐和干净，教科书和讲义是否有了准备，以保证按时开学，准时上课。
吴老一贯提倡艰苦奋斗，因陋就简，勤俭办学。他常说，在解放区的时候是窑洞作宿舍，树林当课堂，现在虽然条件好了，也不要忘记过去。同时，他又很关心师生员工的生活，亲自到食堂检查伙食质量，要医务人员到教工宿舍巡诊，亲自或派人慰问病号，经济上接济困难的同志，有一位老教授病了，他就派秘书去慰问，并送去100元给予补助，那位教授十分感动。而他自已呢，却是布衣蔬食，十分俭朴，真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在吴老的倡导和带动下，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保持了良好的传统和校风。
四
中国人民大学在吴老主持下，努力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即使在“左”的错误严重冲击下，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党内外的专家学者。吴老—直把教师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看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旗帜鲜明地抵制“左”的作法，反对斗争扩大化，主张重在教育。清查“胡风分子”时，一位骨干教师已被点名，在政治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出于信任和珍惜人才的心情，把那位教师接到家里写“检查”；另一位骨干教师也受到牵连，经他认真而慎重的干预，才得幸免。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他主张尽量少划“右派”，提出：“青年人说几句错话，重在教育嘛。”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运动中他发现运动过火、伤人过多时，曾亲自参加教师“批判会”，了解情况。有一次整整听了半天，会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不能这样批判同志”。当时，吴老神情十分忧虑和不安。后来他对学校领导说：“对待干部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干部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教育，但不要‘一棍子打死’，重犯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1962年，为了消除“左”的错误的影响，他请求中央派来调查组，帮助学校进行了甄别和平反。
1963年，我调来中国人民大学时，学校的甄别平反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吴老爱护干部的事例很多，我深有感受。我到北京的那天，八十五岁高龄的吴老竟到车站迎接，并亲自为我安排住处，后来知道我身体不好，怕我住楼房不便和影响休息，又安排我搬迁到平房，为了帮助我开展工作，他在干部会议上朴实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后又专门约我详细介绍了人民大学的情况，包括主要干部的情况和使用意见。然后说：今后学校的工作在继续处理运动遗留问题的同时，要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努力把人民大学办好。我开始工作后，深切地感到他从各方面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遇事总是耐心商量。他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凡是学校的重大问题，不经会议讨论或与有关同志商量，从不自作主张，即使自己作的决定，执行不通时也不固执己见。学校党内外会议，只要通知他，总是尽可能出席，不迟到不早退，在会上发言不多，不搞“一言堂”，但对原则问题，则认真对待，常常提出重要意见。他人老心不老，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1966年5月，他逝世前半年还风尘仆仆地跑到北京郊区苏家坨，看望进行半工半读、建立农村教学基地试验的师生，并与下乡的各系负责同志商讨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面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挺身而出，保护我和其他革命同志，直到郁闷成疾，12月12日不幸逝世。
作为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老一代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我们敬爱的吴老，将世世代代活在人民心中。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人，是与人民永远同在的，这是历史的真理。
（选自郭影秋《吴老与中国人民大学》，原载1984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为救国于危难，动员青年留学
吴玉章曾说：“我非常希望吾国青年目光注于全世界，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学术之精微，由自主的择一自信者而力行之。在国家危急中痛自刻责，发奋为雄，以求生存于世界者也。”
早在留日求学期间，为扩大留学规模，他与日方商洽设立中国留学生中学班，并发表《劝游学书》，动员国内更多的人到日本留学，“以便回国创建新式学校”和救亡图存，四川留日学生因以大增。1912年，吴玉章、蔡元培等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1914年1月，他流亡法国，半年后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法期间，他和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又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青年留学法国，为祖国培养人才。
图为吴玉章在法国留学时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及预备学校简章。
要做研究，先做学生
南昌起义后，吴玉章于1927 年底秘密前往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吴老初到莫斯科的时候，可以说他是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但是，既然身在列宁的故乡，学习俄语不只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吴老下决心从零开始，要把俄语学好。当然，吴老当时已经是年过半百，口齿已经不如年轻人那样灵活了，加上他四川乡音很重，也是讲好俄语的障碍。然而，吴老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曾说：“马克思也是五十岁以后苦学俄语，还取得优异的成绩；自己虽然不敢与马克思相比，但是相信，只要有决心和信念，总会有所收获的。”这样，他在一位俄语老师的指导下，争分夺秒，朝读夕温，一本本的俄语教材在他手里很快就变旧了，结果进步很快，可以说是掌握了俄语的精髓。
（节选自张报《吴玉章同志在苏联与法国》）
虚怀若谷，勤奋好学
吴老虚怀若谷，勤奋好学，刻苦钻研，锲而不舍。他从不自满，从不保守，总是不断地捕捉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注意研究新事物，善于吸取新思想。吴老早年参加革命，可说是革命队伍中的“三朝元老”，在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然而他并不以此自满，不固步自封；而不放过任何时机，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立论。特别在他1927年到达莫斯科后，就尽量利用难得的环境与条件，如饥似渴地有计划地攻读马列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吴老曾说：“到莫斯科在我思想上理论上是一大进展……读马列书籍后，如得明镜，在思想上豁然开朗，有了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我心窃喜从此得到改造，自己对革命更有信心与把握。”还应指出，吴老总是把马列主义的学习和中国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例如1928年，当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时，曾和林伯渠一起，利用该校图书馆里许多有关土地问题的书刊进行研究并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小册子。正是这种不拒绝新事物、不墨守就公式的进取精神，使他总是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节选自张鼎丞《怀念吴老 学习吴老》、张报《吴玉章同志在苏联与法国》）
教育也是战斗岗位
1933年，吴老在国际师范大学讲中国革命问题。吴玉章来校后表示，他很想回国工作。但因工作需要，党又把他派到这里来，他的战斗岗位就在这里。培养在苏联的中国工人中作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也是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他一定做好这个工作。吴老担任的课程是“中国革命问题”。他以马列主义做指导，凭借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教学经验，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自身经历。认真的备课，深入浅出的讲解。因此，他的讲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效果良好。
（节选自张锡畴《良师益友 学习楷模》）
担任班主任，确定新文字
1930年毕业以后，吴老被派到远东工作，曾任伯力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主任，次年入海参崴党校。在远东时，吴老积极提倡中国字拉丁化并发起召集远东工人拉丁化中国字代表大会，确定新文字的原则和具体方案，并创办新文字的报刊，很受工人们欢迎。不久后，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委任他为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那时吴老特别喜欢列宁学院中国班的学员们。所以尽管他在东大工作很忙，还是一有机会就回到列宁学院中国班来和大家会晤交谈。
（节选自张报《吴玉章同志在苏联与法国》）
“况有三千诸弟子，东西南北立功勋”
由于解放战争发展很快，全国胜利在望。1948年，中央决定将原属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8月，华北大学成立于河北省正定。吴老根据中央指示指出：华北大学的任务是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治校的指导思想。要求毕业学生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实行社会革命（土改和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和搞好城市工作（学会管理城市，发展工商业)。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这所大学为迎接全国解放，向各条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况有三千诸弟子，东西南北立功勋。”在谢觉哉写给吴老的诗句中，高度评价了他为革命办教育立下的功劳。
（节选自四川省委党史办《吴玉章》）
文字改革，“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吴老从1928年起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一直到1966年底逝世为止长达三十八年之久。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坚持这项工作？吴老曾不止一次不胜感慨地说道：“我小时候为了学习汉字，吃了不知多少苦头，我们这一代一定要把汉字改革好，为了工农群众，为了少年儿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1954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之下，建立了以吴玉章同志为首的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为了贯彻执行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中国文字改革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那时，吴玉章同志已经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有益于广大群众、有益于青年、有益于革命、有益于后代子孙的重大任务。在他主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十余年中，他不辞劳苦，呕心沥血，为简化汉字、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而辛勤努力。他亲自奔走各方言地区，亲自主持推广普通话的经验交流会，他亲自到山西万荣县试教试用汉语拼音方案，在农村中建立了试点，这是千千万万晋南人民所永不忘怀的。
（节选自叶籁士《“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胡愈之《吴玉章同志和中国文字改革》）
“跑遍中国，深入基层”
吴老的视察工作绝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深入基层。据他的秘书王忠柏同志的回忆：“他亲自到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较好的辽宁省开原县农村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区人民公社视察。记得在一个公社的生产队视察时，恰逢北风呼啸、雪花纷飞的天气，他拿着手杖，精神抖颤地跑到田间地头，与正在平整土地的社员交谈，观看和询问他们利用劳动间隙学习汉语拼音的情况，直到黄昏才返回住地。”大家要记住，作这样跑遍大半个中国的农村、工厂、学校视察的时候，吴玉章同志已经是一个八十一岁的体弱多病的老翁了。
直到1966年5月，他逝世前半年还风尘仆仆地跑到北京郊区苏家坨，看望进行半工半读、建立农村教学基地试验的师生，并与下乡的各系负责同志商讨工作，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节选自郭影秋《吴老与中国人民大学》、郑林曦《最难最大的好事》）
理论联系实际，倡导师生知行合一
在教学工作中，吴玉章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他指出，我们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使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最主要的是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教师和学生在学习理论时，都要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统一。他倡导师生走出校门参加社会调查、业务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同时聘请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到校作报告。正是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这种学校同业务部门挂钩的做法成为一项持之以恒的教学制度。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一辈子做好事——吴玉章生平展》整理）
“只要有益于国计民生，我们就要学会来应用”
吴玉章重视用科学的态度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他一方面强调要系统地、全面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一方面又强调要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倾向，也要反对照搬苏联一套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就既考虑苏联的经验，又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精简教学大纲，减少了并非急需的课程。后来，他又请示中央批准，中国人民大学的各系科专业都与中央业务部门建立了联系，课程内容反映中国情况逐步增多，直至形成中国化的教材。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努力掌握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只要有益于国计民生，我们就要学会来应用”。
图为吴玉章与苏联专家合影。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一辈子做好事——吴玉章生平展》整理）
分类安排，因材施教
吴玉章自始至终把教育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坚定明确地为革命的需要培养人才,根据国家当时和长远的需要，建立了多种学制，多种形式和多种规格的办学体制。在吴老的大力倡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坚决贯彻了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干部，其中不少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吴老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注工农干部的培养和提高，为他们的学习做了精心安排。他根据工农干部政治觉悟高、具有实际斗争经验和年龄较大、文化较低等特点，特设了预科和工农速成中学，让他们经过文化补习后再升入本科，在教学计划中，适当增加了文化基础课的比重；在教学内容上，进行必要的精简，并编写结合专业的文化基础课讲义；在教学方法上，按专业需要采取系统的单元教学法，并加强辅导，同时组织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开展互助活动，帮助解决工农干部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减免他们的某些社会活动。此外，吴老还经常召开工农干部座谈会或个别看望、询问，以改进工作。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保证他们胜利地完成学习任务。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一辈子做好事——吴玉章生平展》整理）
图为吴玉章与郝建秀合影。
言传身教，培育校风
人民大学初创时，校舍比较分散，有的在城内铁狮子胡同和海运仓，有的在西郊双榆树。一次，谢韬从城内到西郊上课，迟到了五分钟，立即受到全校指名通报批评。后来谢韬与吴老谈及此事，想说明是误了车。但吴老严正地说：“教师上课要准时到课堂，这正如学校要求学生准时上课一样，如果都可随便迟到或不上课，这个学校就办不好了。教师迟到五分钟，但班上几十个同学，每人五分钟加起来就很多了。”吴老还举了他在日本、苏联和法国留学的例子，说明有名的大学对课堂纪律要求都是很严格的。吴老常说“教不严，师之惰。老师应为人师表，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而且一定要有好的品德。”吴老最鄙薄“文人无行”和“有求无学”。华大和人大的校风一直很好，那是与吴老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1956年，中央统战部为了帮助民主人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专门创办了社会主义学院，请吴老兼任院长。他认为，既然要办学校就应该认真办，不能马马虎虎。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的学生多半是高级民主人士，党外社会名流，他们大都年逾花甲、白发苍苍，行动迟缓。但吴老认为：“上课要有个上课的样子，名流学者可以坐汽车来，上课前可以坐在沙发上喝茶，但一听到铃声，就要进入课堂立即就座，遵守课堂纪律。”在吴老的严格要求下，学员们能遵守纪律，尊重教师。无论哪个教师，即使是很年轻的教师上课，都能做到按时开讲，按时下课，课堂秩序井然，下课以后，青年教师对于这些年长的学员，仍然当做老前辈来尊重，而老前辈们也很尊重年轻的教师。
吴老十分重视学术的创新，在学术问题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民主。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很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倡导定期召开科学讨论会。每次科学讨论会，他都亲自过问，尽可能参加，有时亲自审选论文或帮助定稿。在科学研究中，他要求勇于创新、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在学术问题上，他主张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那种企图以简单、粗暴，甚至谩骂的方式对待学术争论的态度，显然都是错误的，应当注意防止和纠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开讨论会的时候，由于执行了“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学员们都能畅所欲言，生动活泼，敢于争论。至今，人们还不胜怀念。
吴老特别强调制定好教学计划，以保证教学质量。每年开学之前，他都要亲自进行检查，听新学期第一堂课，这一传统经过了六十多年，延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每学期开学时，学校领导都会去了解新学期课堂教学情况，与同学们一起听课，勉励同学们积极投入到新学期的学习中，勤学善思、学以致用。这成为了人大学子每次开学都为之期待的事。吴老通过言传身教，为了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良好的传统，培育了务实的校风。
（节选自谢韬《作人·爱国·革命》、李新《乐为革命育英才》、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一辈子做好事——吴玉章生平展》）
图为吴玉章校长在听新学期第一堂课。
“首先要有失败到底的决心，才会有成功的希望。”
吴老非常支持科学试验工作。那时候，祁俊同志负责炼制玻璃，搞了两年多时间，边币花费了两万多元，失败了十七次。周围的同志对此有很多埋怨和不满。一次吴老问我是什么态度。我说，钱花了不少，看来希望不大。吴老批评我说：“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不能这样看问题。我们搞科学试验，首先要有失败到底的决心，才会有成功的希望。对科技人员的工作，要多给予方便和支持。不要怕失败，而要帮助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去取得成功。”我们遵照吴老的指示，支持祁俊同志继续试验，终于在第十九次试验中炼制出了玻璃。
（节选自何纯渤《吴玉章同志与自然科学研究会》）
教育者先受教育
吴玉章重视教书又教人，主张教育者应该首先受教育。他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觉悟，树立为革命和建设育人的观点，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影响学生。同时要精通业务，力求博大精深，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政治理论课教师自然应注重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各专业课的教师也应恰如其分地在专业教学中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尽可能地把政治思想教育寓于业务教学之中。教师还要与学生交朋友，建立同志式的师生关系，发扬解放区官教兵、兵教官的优良传统，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在吴玉章的亲切关怀下，一大批青年教师迅速成长，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各门学科的骨干力量。
不仅当校长，而且当教员
吴老最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是他将无产阶革命家与无产阶级教育家集于一身的品格。近百年来，我国进步的教育家为数不少，但像吴老这样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兼教育家，可以说是寥若晨星。他―生致力于教育，不仅当校长，而且当教员，直到晚年还亲自讲课，给学生讲辛亥革命，讲五四运动，讲党的历史，讲中国文字改革，甚至直接给学生教汉语拼音。有同志觉得他太过辛劳，曾劝他说：“您年岁太高，身体又不好，有些事可以少管些。”可是他说：“不去不行啊！心里放不下！”他一贯把教育与革命结为―体，坚持育人为革命为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正是他胜过一般进步教育家之处，也是他堪称无产阶级教育家的理由所在。
图为1958 年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了解儿童学习汉语拼音的情况。
（节选自杨尚昆《一辈子做好事 一贯的有益于革命》、
蒋南翔《纪念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家吴玉章同志》）
“春蚕到死丝方尽”
吴老一贯谦虚谨慎，永不自满，刻苦精进，至暮年亦不稍衰。1960年5月他以80多岁的高龄，写下一首“自励诗”：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
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88岁高龄的他还时常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吴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青年，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
图为吴老晚年勤奋工作，认真撰写革命回忆录。
